“生活中如何能够有效地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国际上也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总结了十六个字，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如果要给年的中国发展提炼关键词的话，那么“健康”一定榜上有名。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显示出中央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大会还对“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此次大会透出的多重新意，无论是“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还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等表述，都显得不同寻常，却又契合“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一核心主张。
顶层设计已经完成，蓝图施工必须落地有声。大会结束6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规划纲要》。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并将在今后15年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作为一场顺应时代的“健康”变革，“健康中国”将如何影响国家发展和国民生活?哪些要素会影响“健康中国”战略规划的落地和实现?近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健康中国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王陇德接受了《环球》杂志专访。在王陇德看来，“提高健康中国建设的‘到位率’，是接下来落实建设健康中国的关键所在。
将政策落实到位《环球》杂志:年，作为原卫生部副部长，你参加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20年后，你如何评价当前这场“健康”变革的意义?
王陇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加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34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8.1‰、10.7‰和20.1/10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变化，也给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例如，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疾病模式已从过去的以儿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成人慢性病为主，成为影响生命和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其导致的死亡已占总死亡的86.6%，在所有疾病经济负担中占比达到70%。如果按照过去“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工作方向，不仅难以解决人的健康问题，也不可持续。
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如果因为重大疾病造成健康受损，会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这和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说，现在中央决定把健康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趋势。
因此，确立“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大卫生观”，将这一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统筹应对广泛的健康影响因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在当下就显得正逢其时。
《环球》杂志:如何使“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一转变落实到位?
王陇德:我国目前在健康促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从慢性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管窥健康中国建设的“短板”和“瓶颈”。其中主要的问题有: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健康教育仍未广泛开展，国民卫生保健知识较为缺乏、健康行为形成率较低，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还未广泛实施，慢性病防治网络体系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这些问题既是我们有效防治慢性病需要解决的，也是落实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所必须直面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民政部门是否可以考虑不仅仅管发结婚证，而是利用机会，对新婚夫妇普及优生优育和科学育儿知识。这是百姓真正需要的，谁都希望生出健康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
要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健康促进综合协调管理机构，督促各级政府、各部门认真落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例如是否可以考虑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家的健康促进委员会来承担相关工作；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健康工作责任；要为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提供保障；要控制重大疾病对国民健康的危害，减少早死和残疾，提高健康期望寿命。
事实上，正是为了顺应上述所需，目前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负责起草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已经更名为《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并有望在今年内出台，而有了这样一部法律，就能够在法理上把影响国民健康的一些危险因素和工作责任明确下来。
将职责履行到位《环球》杂志: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各个部门协同作战，为此各部门都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
王陇德:要想能够适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要求，各部门需要从优化现有的相关政策入手，并从多个环节进行调试。
正如刚才提到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已更名为《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改名就是因为影响健康的很多因素，且大部分是其他部门所管，比如教育部门、农业部门、宣传部门、体育部门等等。如果仅给医疗卫生系统定个法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新法明确其他部门的责任，在法律上保证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方针。
更具体地说，就像农业部门应严格控制人与动物共患疾病的流行和传播;加强管理，减少对健康有较大损害的农药、化肥、抗生素等的使用；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符合健康要求的农产品生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制定激励医疗机构合理使用医保资金的政策，提高医保资金的投入产出比。教育部门应把健康科普知识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必备知识，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宣传部门应把健康科普知识宣传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严格控制违反科学原理的误导信息在各类媒体上播出、刊载和发送；制定对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形成有不良影响的广告的播出限制规则。民政部门应推动“医养结合”的实施;组织新婚夫妇优生优育和科学育儿知识教育等等。
《环球》杂志:对于核心的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在职责履行上又该作出哪些改变?
王陇德:以往我国医疗机构的责任就是治疗疾病，对疾病防控重视不足。而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慢病都是可控可防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80%的心脑血管疾病、80%的二型糖尿病、绝大部分的原发性高血压，甚至40%的肿瘤，都是可以预防的。
因此，在当前以慢病流行为主的年代，就需要重新调整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把医疗机构纳入慢病防控的体系之中。通过调整临床医务人员的知识技能标准，培养和造就适合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和国民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人员，使临床医务人员掌握重点慢病的防控知识，拥有这方面技能，并且在临床岗位上开展危险因素控制。
此外，还需要明确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责；建立与完善适合国情、与疾病流行模式匹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工作模式；为国民提供公平、可及、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服务。
比如，吸烟是慢性疾病的最大危险因素，医院开戒烟门诊的寥寥无几，有些开了不久就关门了。主要原因在于现在医疗机构大都属于自筹自支状态，医疗机构提供危险因素控制的服务没有经济支持。因此，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责必须明确，而且公共卫生明确应由政府买单。
同样，现阶段我国推行的分级诊疗，是医疗机构下一步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现分级诊疗必须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百姓都希望在家门口解决自己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医院去。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必须要求上级医疗机构的专家下沉，但是在现有政策下，多数院长一定不愿意。因为专家走了，医院赚钱，医院反而要支付专家费用，缺乏相关的长效机制。
将观念根植到位《环球》杂志:对于健康的追求，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底最简单最朴素的愿望，在这场涉及全民的“健康”变革中，普通百姓又该如何响应?
王陇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对家庭有责任，对子女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但目前我国老百姓的现实情况却是普遍缺乏科学的健康知识。
比如，前不久我听说一位8岁的孩子得了骨质疏松。医生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后发现，原来孩子平时只喝可乐不喝水。当医生告诉家长喝碳酸饮料是导致孩子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时，孩子母亲非常后悔。她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家长都会满足，从来没有想过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损害。
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定要及早地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看的好北京白癜风病医院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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